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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衡山岳云文学社
作者: 发布时间:2017-12-11 18:38:33 本文来源于:

湖南衡山岳云文学社简介

    岳云文学社系湖南岳云中学校级文学社,是衡山县资历最老、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由国家特级语文教师刘国钧先生于1985年创办。至今已走过32个年头,见证了代代岳云学子的青春与文采。创始时,尤称紫云文学社。90年代初,改名岳云文学社,时岳云初中部及高中部学子均可参与,为全国培养了大量文学力量。30余年来,曾多次荣获“全国百强社团”称号。1995年,刘国钧老师曾率队参与在浙江温州举办的全国百强社团大会,与全国其他社团建立了联系的基础,多年来交流频繁。为鼓励学员积极写作,社团多次于各地采风。在30年前刻板印刷时代,就已经独立发布社团刊物《紫云文学》。新千年后,又接连付梓几期《岳云文学》,并大力支持出版了几期校园刊物《甘泉园》。学生亦自编《左岸》杂志。多位社员的文章收录到《中国青年》和《全国中学生期刊》等各级刊物中。新千年后又有进一步调整改革,正以崭新的面貌锐意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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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著名作家唐浩明老师为我校岳云文学社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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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作品
  钓竿

  有个老人在河边钓鱼,一个小孩走过去看他钓鱼,老人技巧纯熟,所以没多久就钓上了满篓的鱼。

  老人见小孩很可爱,要把整篓的鱼送给他,小孩摇摇头。

  老人惊异的问道:“你为何不要?”

  小孩回答:“我想要你手中的钓竿。”

  老人问:“你要钓竿做什么?”

  小孩说:“这篓鱼没多久就吃完了,要是我有钓竿,我就可以自己钓,一辈子也吃不完。”

  我想你一定会说:好聪明的小孩。错了,他如果只要钓竿,那他一条鱼也吃不到。因为,他不懂钓鱼的技巧,光有鱼竿是没用的,因为钓鱼重要的不在“钓竿”,而在“钓技”。有太多人认为自己拥有了人生道上的钓竿,再也无惧于路上的风雨,如此,难免会跌倒于泥泞地上。就如小孩看老人,以为只要有钓竿就有吃不完的鱼,像职员看老板,以为只要坐在办公室,就有滚进的财源。

 

  老生常谈

  ——肖红辉

  一

  前年十一月,班里有一个很调皮、不爱学习的学生在课堂上辱骂了数学老师。老师姓胡,是我高中时期的数学老师。多年以后,我和胡老师重逢共事,共教一个班。

  胡老师二十多年教书育人,以身作则,兢兢业业,一直为人称道。现在,遭了不谙世事的学生的当堂辱骂,很是不堪。于是,我在班里召开“尊师重学,和谐共进”的主题班会。

  那天,当事学生作完长篇检讨,众同学发完言,胡老师表完态,我作了总结。我那天刻意穿上笔挺的西装,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后,我迈到胡老师面前,恭敬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全班同学都为之感动,报以异乎寻常的真诚热烈的掌声。这一举动给同学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许多同学写下了感人肺腑的日记。

  是的,我真心感谢我的老师。我向我的老师鞠躬致敬!这一招本身,也是老师教给我的。我读高中时,校长经常向我们发表讲话,讲完话,向我们鞠躬。校长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却总是带领我们搞劳动,我们是轮班换,他却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坚持。他的演讲生动活泼,极有感召力。我很难忘记他鞠躬的情形。

  今天,我觉得那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所以,我当老师以后,上课起立时师生行45度的鞠躬礼。

  我出身贫苦,无家学可言;又生性愚钝,一无所长。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讲台上教书,从人格到知识,点滴受老师所赐。

  二

  小学二年级时,一位周老师教我。她是怎样的形象呢?大概中等偏矮身材,穿卡叽布罩衣。脸圆而黝黑,眼睛大而有神,有时能看到眼角布满血丝。头发是当年流行的“西瓜皮”——大约简单而美。

  周老师教过我什么知识,我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她教我们写毛笔字的情形。老师铺一张报纸在讲桌上。提起毛笔,写下一横,又写出一两个简单的字。然后,老师把报纸拿起来,按在黑板上。几个标准的黑墨发亮的毛笔字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种情形,在我的印象当中,仅那一次。在她悬起报纸,用左手按在黑板上的一瞬。右手由于抬举,一滴墨浸出来,沾在她的手指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总之,这个深刻的印象就那一次。

  现在想来,周老师的字未必好。但在当时,好像在我冥顽未化的大脑世界打开了一扇小窗,漏进了一丝和风,漏进了一线笔墨生香的文化的阳光。

  有一件事,更是我终生难忘的。

 

  那是夏天,天气很热。我早上穿着旧解放鞋上学。可是下课玩耍,嫌热,就打赤脚了。下午也是赤脚回家的。晚上洗脚的时候才猛记起,呦,鞋子丢了!当时不敢告诉母亲,怕责骂的。可是,纸包不住火,母亲总会知道的。心里暗自着急,以至火烧火燎。

  好在那是夏天,天总是很晴朗,解放鞋并无多大作用。晚上洗脚时也瞒天过海,母亲似乎并未发觉。几天后,下午放学,老师叫我去她办公室。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卧室,紧挨着我们的教室,凸出一点,与教室形成直角,围起阶基。我蠕蠕走到老师的门口,不知何事,老师倒显得有点诧异——丢了鞋,你就不知道问一声?老师一脸的笑,手往里一指。天哪,我的鞋!我的解放鞋被洗得干干净净、白白亮亮,靠着墙,整齐地立在老师的办公桌上。我无比激动和兴奋,提了鞋飞快地跑回了家。

  我当时肯定没说“谢谢”——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生活中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谢谢”这个文雅的词语。

  这件事在我的整个学生时代,都尘封在我的记忆深处,没有温习过一遍。直到有一天,做了老师,我才从浩瀚的记忆库中“检索”到记忆深处这最温馨的一页。

  可惜,周老师去世很早,大约四十岁。他有一个儿子,比我小一点,比我高大一些,在他母亲去世后不久,也病逝了……

  三

  还有一位老师,也姓周。他比较高大,六十开外,脸古铜色,瘦而方正。嘴角下巴上都是花白的胡子。穿着很旧的军大衣,戴着旧军帽(冬装)。大家都叫他“老老师”。

  “老老师”教过我们什么知识,同样忘记了。只记得他教我们识记“攀登”的“攀”字。不用说,“攀”字在我们的眼里,是极为复杂的了,但经“老老师”一说,就一遍,“攀”字便永远刻进我们的大脑中了。

  他说:“这容易,木对木,叉对叉,大字趴开胯(方言念Kà),手在胯里抓。”

  “轰”的一声,全班都笑开了,前仰后合的,有的眼泪都笑出来了。但这“攀”字真就永远“攀”上我们的记忆了。

  对于周老师,我还有一次铭心刻骨的记忆。

  那是三年级的时候。下课了,我在教室外边走廊上,背靠廊柱,面向操场,休息。我是内向而好静的,所以就一个人这么靠在那。可能只有一两分钟,但就在那短短的一两分钟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孩子总是有些调皮的。有人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了,他们越来越调皮了。我觉得不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有那么多同学,也是很调皮捣蛋的。下课的时间不长,可是操场上,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已经打起了“大仗”。他们至少有五六个人。一个骑着另一个的“骡马”,两两相对。旁边还有吆喝的。骑着“骡马”的两个同学手里拿着长长的束成条的蔷薇枝,双方对抽。快上课了,他们就奔教室这边来了。我正准备转身回教室,突然,一根蔷薇枝的尾部从我左脸上方拂过去,我的左眼顿时一阵疼痛,无法完全睁开了,像细沙掉到眼睛里一样。

  上课了,我趴在课桌上,很难受。可能事态迅速被老师们知道了,把我叫出教室了解情况。几个老师商量着办法。一会儿,“老老师”过来,背起我,往校外就走。我伏在“老老师”宽大的背上,下过校门前那独特的足有几十级的石阶,来到马路边等车。因为疼痛,那短短的几十米路程,我觉得很长很长。但趴在老师背上那种感觉,又像重症病人看见前来把脉的良医,疼痛减轻了许多。一种后来知道叫“幸福”的感觉浸满了我的全身。我甚至不想下来,像小袋鼠贪恋妈妈的袋袋一样。那时间其实很短,而那“幸福”的感觉却像眼前的马路一样长。

  “老老师”拦住车,把我送到乡卫生院。卫生院里的医生也不知所措,扒开我的眼皮,左瞧右瞧。然后用镊子卡住我翻开的眼皮,另一个用汲水筒一样的东西向我的眼睛猛喷水,以为可以像洗去沙尘一样把我的眼睛清洗干净。

  我的眼睛更疼了。这时,我的父母赶到了,大概是另外的老师通知的吧。“老老师”不知何时消失了。

  母亲把我带到县人民医院。医生同样翻开我的眼皮,卡住。强大的光照着眼睛,镊子在我的眼球上极轻的一夹,我的眼睛顿时就好多了。原来,是一根蔷薇刺扎在我的眼球上。医生给我蒙上纱布。我们休息一夜,第二天出院。临走,医生告诉我们,那蔷薇刺0.2毫米,扎在瞳孔左上方约二毫米的地方……

  我的被救治是很及时的。“老老师”救了我,又给了我长长的幸福的感觉。多年来,我没有谢过我的老师,直到他去世。但在我的心底,这是一份无可比拟的恩典。

  四

  有一位老师,没有“正式”上过我的课,但我觉得他教给我的知识最多,不能不提。

  高一那年寒假,班主任留下我们几个同学,让我们再学习几天。他请了一位语文老师来给我们“上课”。老师姓刘,身材偏矮,也不胖;头发不长,一律向上。原来,他要给我们讲《三字经》。我们打开办公室的门,冬日的阳光照进来,暖暖的。我们围坐在刘老师的边上。老师拿着一本书,开讲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然后解释:“人小的时候,呵,本性都是善良的;是不同的社会生活,使他们的性情产生了距离,呵……”那是我从来未见过的学问。我惊呆了,全神贯注地听。

  他是我们学校的才子。还记得他在全校师生集会或演出的时候,给我们唱印度歌曲:“啊巴那个嗯嗯……”后面那个“嗯”是一个长长的鼻音。又给我们说快板式的“三句半”,台下听众无不感到轻松愉快,又无不对他钦佩不已。有时候,又看到他为篮球赛出的别具一格的宣传“广告”,看到黑板报上他写的称赞老师的诗歌。

  后来,我从另一位老师那里得知,宋老说刘老师外貌上像朱自清,我相信。刘老师的眼睛与朱自清相像。宋老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曾在西南联大读书,朱自清就是那儿的教授。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说闻一多在青岛大学讲课的时候,也总是一呵一呵的。我顿时想,莫非刘老师给我们讲《三字经》的那一呵一呵,是用了闻一多的“典故”?

  我的学习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自己的偏好和兴趣,那就是中国的古典文化。什么《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东莱博议》等,我都  买来读。高中毕业后,这方面的兴趣越发浓厚,从自发到自觉,读四大古典名著,读四书,又读《史记》《道德经》等等,总之,我的精神上,就像宗教徒一样,有了灵魂的皈依。

  五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是个老师,但也是误人子弟,枉为人师,不能教给学生什么,总认为老师并无多大作用。就像医生一样,说他有很大的作用,其实不。我患上一点小小的病他就是治不好。皮肤病他治不好,头痛病他治不好,关节疼他治不好,鼻炎他治不好。他能治好的病我都没有。我有的病他都治不好。

 

 但是,当一些所谓的专家否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说:“在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走向民主与科学的今天,什么都是可以塑造的,唯有人的灵魂——即人的精神和个性是不能‘塑造’的!”时(李镇西《与青春同行》第17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坚决反对!

 

  他们那意思大概就是,学生是自己成长的,任何事物都是按照他生命固有的规律发展的。这哲学原理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老师是学生成长的外因,只能起外部条件的作用,怎么能取代内因而“塑造”之呢?因此,教育“只能是美化,而不是刻画;只能是影响,而不是塑造;只能是一路走好的祝愿,而不能代步。”(张楚廷《教育哲学》第160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这看上去简直就是真理。可惜这是真理再向前迈了一小步——谬误。

  我是自己成长的,是按照我生命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但是,我是老师塑造的。因为,我一来到人间便是矛盾的综合体。真善美,假恶丑,都隐在我的精神里,像种子埋在泥土里一样,遇到适当的条件,它就会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因此,我的生命如果遇到假恶丑的条件,就将萌生假恶丑的芽,如果那样,我的生命将开出假恶丑的花,结出假恶丑的果。那也是按照我生命固有的规律发展的呀!然而,我没有那样发展,而是萌生了真善美的芽,开着真善美的花,努力结着真善美的果。因为,老师给了我真善美萌生的条件。

  老师给我提供真善美的条件,使我精神土壤里真善美的种子萌发出来,蓬勃生长。我说,我的精神被老师引导了,我的灵魂被塑造了。

  特别是,我那时很小,是非莫辨,真假难分。我庆幸,老师教了我。我的精神世界将永存老师手指桌上我的解放鞋时的笑脸,永存我伏在老师背上痛苦时的幸福感,并且,像一条小溪一样,永远奔向知识和真理的大海。

  老师用他们的灵魂本身塑造了我,用他们灵魂中的真善美塑造了我。而我长大了,就像一棵树,从幼苗长成顶天立地的大树了。我是直的了,很坚定的了,我又为更小的幼苗遮风挡雨,又去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真善美,我在塑造他们。

  我像水,没有形体,年幼的我,不知流向何方。是老师给我围个堤,使我有溪流的模样,使我循着知识、真理和美德,流向生命的前方。许许多多老师的面容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庆幸,是他们塑造了我!

  我希望,他们能够塑造我们的国!


 
[《高中生》杂志·新高考网 责任编辑:宋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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