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刘宗绪教授与高考命题、中学历史教材 - 复习应考 - 《高中生》杂志 ● 新高考网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刘宗绪教授与高考命题、中学历史教材
作者: 发布时间:2018-08-08 08:31:56 本文来源于:
  

  摘要:刘宗绪在高考命题组内外的交往,他对于中学历史教学改革和高考命题改革的历史贡献,显示出他是一位有很高学术水平、有突出组织能力,有高尚人格的杰出学者

  刘宗绪教授(1933-2003)是我的师兄、同事和朋友。我和宗绪兄有多年的交往,其中参加国家教委(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组的工作,是我们合作时间最长、来往最密切、特别值得怀念的一段好时光。

  1992年初,我从美国访学回国不久,经宗绪推荐,我参加高考命题“正业” ,因而也从不计算工作量业绩,尽管有国家教委考试中心曾出具证明,明确指出这是一项推进高教事业极其重要的工作,并建议将在考试中心的工作计入教师的个人工作量中。每年为考试中心工作花去的时间,包括准备和开会,实际上有两三个月之多,我们经常相对苦笑,权当是不计报酬的奉献。

  在北师大历史系,自1954年至今的半个世纪中,还从来没有哪位教师或学生的身高超过宗绪,除了师兄以个高著称外,他全家人的平均身高在一米八以上,堪称历史系和师大一景。在历史系,我们昵称他为“大个” ,而他有时叫我“猴爵” (1958年一次历史系文娱会演活动,我即兴献丑表演“耍猴”,他一幽默即给起了这么个无伤大雅的外号)。1992-1996年高考命题期间,我有机会和宗绪朝夕相处,不仅大小组开会在一起,而且两人一起集合于北师大小北门同车前往考试中心安排下榻的西山国务院封闭式招待所等地,我们被分配在同一标准房间内,每次一般在10天半个月左右,其间往往无话不谈,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同,尤其涉及世界史的教学体系与改革 思路、高考命题改革和中学历史教材编写改革谈得更多。

  在苏联模式影响下,教研室是一级教学机构,这个影响迄今未消。宗绪从事世界近代史、法国史的教学和研究,我从事世界现代史、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我们在学术思想和见解方面有许多共识,但因分属于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这两个不同的教研室,因此在教学和研究上的相互联系和交流遇到了不少人为的障碍。改革开放后,研究生与学位教育得到恢复,当时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已经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世界现代史因缺少德高望重的学术带头人,1981年我请河北师院的黄德禄教授担任兼职教授,领衔培养美国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尽管这一届四名研究生的论文领域也都属美国近代史范畴,为了联系和指导方便,他们均归世界现代史教研室管辖。但是,世界近代史的研究生并没有来听美国史研究生的课程,如果现 代史教师从事美国近代研究也不被视为“合法”。对于这种人为的障碍,宗绪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世界近代史、现代史教学和研究不应截然分开。事实上,长期以来有关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课程下限和起点的划分一直没有解决好,即使我们都认同20世纪初作为世界近代、现代史的界标,但北师大历史教材中的 世界现代史依然不能从20世纪初谈起,世界近代史教材也一定将下限写到1917年前。

  90年代初,宗绪领衔申报“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 的 国家重点研究专题,邀我加盟。当时拙著《美国的崛起》已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和反响,还有多篇涉及美国近代史的论文,系里还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1843-1868年间美国国会档案。但这个合理主张却遭到了当时的某负责人的反对,据说其理由是本人是搞现代史的怎么能参加近代史的研究呢,如果本人参加课题组的话,首都师大的那位国际关系史专 家审查时不是要行使否决权吗?这个莫名其妙的理由,显然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在当时居然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还有一个例子,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由宗绪领衔申报博士学位点,也提出要我加盟,但同样遭到某负责人的非难。世界近代史博士点一直没有申请到。尽管宗绪完全具备条件胜任博士生导师,尽管北师大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群体完全有条件取得博士学位 授予权,但是当时系内外的气候使得这一努力无果而终,世界近代史研究的黄金机遇期也就擦肩而过。这不仅使得宗绪的学术才华难以施展,而且也使北师大的世界近代史研究蒙受重创。如今,在老一辈张文淳教授和刘宗绪教授先后去世、马家骏教授和王新教授等先后退休以及中年专家刘北成调到清华大学、青年学者杨玉圣调到中国政法大学以后,北师大的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实力已经下滑到历史最低点(目前仅有一位教授和一位副教授勉强维持) ,值得深思,也令人痛心。

  我和宗绪兄的学术联系可以追溯到1961年。1960年,我在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任教近两年(期间被评为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这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里是历史系唯一获此称号的)后被调往学校,负责协助主管文科的学校党委常委、副教务长方敏工作,她 是“三八”延安 干 部,又是胡乔木的妹妹,对人才爱护有加,对宗绪的学术创新精神和才干格外欣赏,经常和我谈起他的讲课很精彩,文章写得好,称他是师大的“教星”、难得的笔杆子和人才。在全校的文科教师中,受到她如此夸奖的,为数不多,据我所知,在历史系年轻教师中,宗绪是唯一的一位。1961年初,方铭主持全校文科教师大会,请宗绪做《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报告。1961年中央宣传部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宗绪被指定为历史组的秘书(我当时在校内负责为文科教材会议提供资料准备工作)。1979年,宗绪获悉刘绪贻教授、杨生茂教授等正筹备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立即向我通报并建议我积极参与其事。我是一年前才由学校回到阔别18年的历史系,当时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郭澎兄希望我加盟他们的教研室,但我一直对美国研究有着特别的兴趣,所以确定以美国现代史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回系后我即联系并获准参加武汉筹备会议,由此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我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思想认识和学术追求,但不幸遇到一次又一次学术合作的障碍,可幸的是,高考命题组工作是别人无法控制和影响的,我们终于能够一起从事共同乐于参加的工作,所以心情也格外舒畅。无论在组内或者在组外,我们之间往往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许多关系中学历史教材改革和考试改革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上不谋而合。

  记得1992-1996年时,高考命题历史组的组长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卢开万(专长中国 古代史) ,副组长是杭州师院历史系教授赵世培(专长中国近代史) ,组员有苏州大学历史系 教 授 胡 喜麟(专长中国古代史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成汉昌(专长中国现代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专长中国现代史,接成汉昌),人民教育 出版社副编审马执斌(参加中国近代史段命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宗绪(专长世界近代史) ,首都师大历史系教授刘新成(专长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本人是专长于世界现代史。当时考试中心主管联系历史组的是命题处副处长刘竼,他曾在北师大历史系任教,和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

  在命题组内,胡喜麟年龄最长,德高望重,写有一手好字,80年代即已加盟命题组,是试题最后润色把关的“刀笔手”。赵世培也是组内元老,对于试题搭配和运行经验独特。成汉昌加盟不久,说话幽默,妙语联珠,为活跃组里生活增色不少,他也是在命题组工作期间第一位因病在1995年3月下旬突然病故的成员。刘新成负责的世界古代史内容所占比重很小,经常被组长调动应急,同时又不误业务。组长为人坦诚,说话直率,办事果断,但有时考虑欠周。宗绪兄在组里拥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和各位都和谐相处,彼此尊重,起到“不是组长的组长”的作用,后来他出任命题组长并非偶然。

  和80年代不同,90年代的历史命题组的基本队伍是在高校有着多年教学经验和相当研究水平并且热心普通教育事业的教授队伍,命题组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经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改变以人教社独家垄断的教材高考指挥棒的状况,代之以力图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指导方向,力求加强历史学科能力的培养,改变死记硬背的教材不良学风,为高校高校输送相适应的人文素质的生源。

  命题组分两个阶段工作,一般每年11月召开预备会议,次年3月召开正式命题会议,有时在暑期增加一次历史命题组研讨会,预备会议上要依据抽样调查分析当年高考试卷,研究下一年高考命题方案,分工进行命题准备。在预备会议前和当年高考结束后,命题教师可以公开发表和中学历史有关的见解,预备会议结束后到下一年高考期间,严禁随意发表与历史高考的相关见解。为了充分做好命题准备工作,分成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三个小组,分别就准备的命题草题进行反复研究和推敲,我和宗绪、新成在一起研究世界史方面的命题。在准备成熟的基础上,大组开会逐一讨论全部题型和试题以及拟定的标准参考答案,在共同拟好出甲乙两套试卷后,还要对每道试题逐一打磨,从不同角度论证试题的优劣,并综合研究整体试题的科学性,考量试题的区分度和对于能力测试的影响,还要检查是否超出大纲的范围以及和教材的覆盖面。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有时学术性,技术性很强,有时反复检验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来不得半点粗心大意。宗绪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总是认真做好每一个环节,审视每道题的每句话和每一个标点符号,决不掉以轻心,他既能将科学性,知识性和思想性溶于一体,又能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工作,给组里所有成员留下深刻印象,成了命题组完全信得过的成员,经他手的试题使人感到放心。人们可以从90年代以来历年历史命题思路的变化中看出,一些对高考内容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近代史范围试题的最初样题即出于他的思路和手笔。

  (未完待续)

[《高中生》杂志·新高考网 责任编辑: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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